發布地址：（略）
李靖宇
張凱
摘要
在市場經濟活動日益頻繁復雜的今天，尤其是在物流貨運行業，因合同條款約定不明或履行過程中的動態變化而引發的糾紛屢見不鮮。本文旨在針對一類特殊情形進行深入的法律剖析：在貨運合同約定送貨地點：（略）
一、引言：
貨運領域的刑民交叉困境與研究緣起
隨著（略）場經濟的縱深發展和現代物流體系的不斷完善，貨運合同作為商事活動中最為基礎和普遍的法律文件，其糾紛形態也呈現出多樣化、復雜化的趨勢。傳統的“收錢不發貨”或“偷梁換柱”式詐騙，在司法實踐中已形成較為成熟的認定標準。然而，新型的、更為隱蔽的爭議點不斷涌現，尤其是在合同履行環節出現的欺詐行為，其性質認定往往成為司法實踐中的難點與痛點。
本文所聚焦的，正是這樣一種“嵌入”在合同真實履行過程中的欺詐行為。其特殊性在于：第一，雙方存在真實、有效的貨運合同基礎；第二，承運方（嫌疑人）實際履行了合同最核心的義務——將貨物從起點運輸至約定（經變更確認后）的終點；第三，欺詐行為僅發生在合同的次要條款或履行細節上，即通過操縱“送貨地址：（略）
錯誤地將民事糾紛刑事化，不僅（略）指導案例（黃某正等合同詐騙案）的出現，恰恰為解決此類“部分欺詐”或“履行過程中的欺詐”（略）和價值導向。本報告將以此為支點，展開全面、深入的法理論證。
二、核心爭議的法理透視：
合同詐騙罪構成要件的嚴格解釋
為準確判斷嫌疑人的行為性質，我們必須回歸到合同詐騙罪的本源，對其構成要件進行嚴格、審慎地分析，特別是要把握其與民事（略）分的核心標準。
（一）合同詐騙罪的立法原意與核心特征
根據我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的規定，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從該定義可知，本罪的成立必須同時滿足主客觀兩方面的要件。客觀上，行為人實施了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欺騙行為；主觀上，行為人必須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中，“非法占有目的”是本罪的靈魂，（略）分罪與非罪，特（略）分合同詐騙罪與合同糾紛（民事欺詐）的關鍵所在。
在司法實踐中，民事欺詐與刑事詐騙常常表現出相似的外觀，二者都包含了“欺騙”的成分。但其內在目的和對合同本身的態度截然不同。民事欺詐的行為人，其主觀意圖通常是為了促成交易、獲得更有利的交易條件或在履行中獲取：（略）
（二）“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認定困境與推定規則
主觀意圖存在于行為人的內心，具有隱蔽性，直接證明極為困難。因此，司法實踐中通常采用“推定”的方式：（略）
1.根本沒有履約能力，虛構事實騙取合同；
2.簽訂合同后，攜帶財物逃匿；
3.將騙取的財物用于揮霍、賭博等非法活動，導致無法歸還；
4.根本未將資金用于合同約定的業務等。
然而，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這些推定規則并非僵化的、絕對的標準，必須結合全案事實進行綜合判斷。特別是關于“資金未用于合同約定業務”這一條，絕不能作機械理解。（略）其他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支付員工工資、償還其他經營性債務等，這與將資金用于個人揮霍或非法活動存在（略）別。前者表明行為人仍在維持企業的正常運轉，主觀上仍有通過經營來承擔民事責任的意圖和可能性；而后者則直接暴露了其根本無意歸還、意圖永久占有他人財物的惡意。
在本案中，嫌疑人方雖然將賺取的“運費差價”這部分資金未直接用于本次貨運業務（因為本次業務已經完成），但這部分資金的性質被評價為其通過欺騙手段獲得的“超額利潤”更為適宜。（略）的正常經營賬戶，（略）的日常開銷、業務拓展等合法經營活動，就難以據此直接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將其認定為非法占有，是對推定規則的擴大化解釋，不符合刑法的審慎原則。
三、標尺與鏡鑒：
《刑事審判參考》第1512號案例的裁判精髓深度解析
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刑事審判參考》發布的指導案例，對統一法律適用、指導下級法院審判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第1512號“黃某正等合同詐騙案”，正是處理此類“合同履行過程中的部分欺詐”行為的權威范本。
（一）黃某正案基本案情與裁判結果
根據檢索信息，黃某正案的基本事實是：被告人黃某正等人在承包某工程項目后，在合同履行過程中，為了獲取：（略）
（二）無罪判決的核心裁判理由
法院之所以作出無罪判決，其核心理由并非否認黃某正等人存在欺詐行為，而是認為該欺詐行為尚不構成刑法意義上的合同詐騙罪。其關鍵論證點在于：
1.欺詐行為對合同整體履行不具有根本性影響。這是本案裁判最重要的基石。法院認為，黃某正等人雖然在工程款結算上存在欺詐，但他們承建的工程項目本身是真實存在的，并且已經基本完成。他們的欺詐行為主要針對的是工程量的計算和工程款的數額，這并未動搖整個工程承包合同得以履行的根基。被害單位：（略）
2.行為人具有履約能力和積極履約態度。黃某正等人自始至終都在積極組織施工，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這表明他們簽訂合同的初衷是為了完成工程，而非利用合同騙取財物后逃匿。他們騙取超額工程款的行為，更像是為了彌補前期虧損或賺取更多利潤，但這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詐騙有著（略）別。
3.資金用途的考量。判決理由中也隱含了對資金用途的分析。黃某正等人將獲取：（略）
4.刑法謙抑性原則的適用。判決明確指出，（略）場經濟中出現的瑕疵履行、不完全履行甚至附隨欺詐的經濟糾紛，首先應當通過民事途徑解決。只有當欺詐行為嚴重到足以完全否定合同真實性、使得對方合同目的完全落空時，刑法才有介入的必要。這是防止刑法過度干預經濟活動、（略）場活力的重要體現。
（三）“根本性影響”標準的界定與適用
黃某正案的核心，是確立了一個“根本性影響”的審查標準。何為“根本性影響”？雖然判決本身未給出數學公式般的量化定義，但結合《民法典》中關于“根本違約”的規定以及法理精神，我們可以勾勒出其內涵。
所謂“根本性影響”，是指行為人的欺詐行為，是否導致了被害人合同目的的根本性落空。判斷標準應包括：
1.質的方面：欺詐是否指向合同最核心、最主要的義務？例如，在買賣合同中，是否交付了標的物；在貨運合同中，是否完成了運輸行為。如果核心義務根本未履行，或者履行的標的完全是偽劣、虛假的，則構成根本性影響。
2.量的方面：欺詐部分在整個合同價值中的占比。雖然不存在一個固定的比例，但如果欺詐行為涉及的只是合同總價款中的一小部分，而絕大部分對價是真實、公允的，那么就很難認定其具有“根本性影響”。
3.后果方面：欺詐行為是否造成了無法通過民事補救措施（如賠償損失、減少價款）來彌補的后果？如果損失可以通過金錢衡量和彌補，則通常不宜認定為有根本性影響。
黃某正案中的欺詐，只是影響了最終結算的“數額”，并未影響工程“建成”這一核心目的，因此不具根本性影響。這一標準為我們分析本案提供了最直接、最權威的參照。
四、以黃某正案為鏡：
對本案中變更地址：（略）
將黃某正案的裁判精髓應用于本案，我們可以構建起一套堅實有力的無罪辯護體系。
（一）主觀上：嫌疑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1.核心合同義務已真實、完全履行
這是本案與典型的合同詐騙案最本（略）別。（略）接受委托后，確實投入了車輛、司機等運輸資源，將被害人方的貨物從起運地安全運輸到了目的地。被害人方委托運輸的核心合同目的——“使貨物發生位移”，已經圓滿實現。這一點與黃某正案中“工程已基本建成”的性質完全相同。嫌疑人并非“收錢不辦事”，而是“辦了事，但多收了錢”。這種“多收錢”的行為，固然具有欺騙性，但其性質更接近于民法上的不當得利或價格欺詐，而非刑法上的非法占有。因此，核心合同義務是否已真實、完全履行體現了行為人的主觀意圖。
2.欺詐行為屬于“部分欺詐”，未對合同履行造成“根本性影響”
本案中的欺詐行為，精準地“附著”在運費計算這一環節。嫌疑人操縱的變量是“收貨地址：（略）
3.資金用途不能簡單等同于非法占有
如前所述，嫌疑人方將多收的“運費差價”（略）經營，這與將資金用于揮霍、賭博或直接攜款潛逃有著天壤之別。辯護方應積極舉證，（略）在案發前后一直處于正常經營狀態，該筆資金被用于支付其他運單的成本、員工工資、車輛維護等合法經營用途。這恰恰能反證其主觀上并無永久性非法占有該筆資金的意圖，而是將其作為了企業經營利潤的一部分。這種行為，民法可以評價為“不當”，但刑法不應評價為“有罪”。
（二）客觀上：欺詐行為更符合民事糾紛的特征
1.合同約定的寬泛性與履行過程的動態確認，為民事爭議埋下伏筆
案情顯示，原始貨運合同對“送貨地點：（略）
2.“伙同收貨人”的行為是民事欺詐的手段，而非罪與非罪的決定性因素
伙同第三方共同實施欺騙，確實會增加欺騙行為的迷惑性和成功率。在本案中，收貨人的配合使得“高運費地址：（略）
3.被害人交付財物并非完全“基于被騙”
這是對詐騙罪因果關系鏈條的精細化分析。在典型的詐騙案中，被害人處分財物是“因為被騙”，即如果知道真相，就根本不會交付財物。但在本案中，被害人交付運費的根本原因，是“因為貨物已被運達”，這是基礎性、決定性的原因。其“被騙”的部分，只是影響了其“交付財物的數額”。換言之，即使沒有欺詐，被害人也需要支付一筆運費（低（略）域的費用）。他交付的全部款項中，包含了“應付對價”和“被騙差價”兩部分。這種復雜的因果關系，也使得本案與“無中生有”式詐騙的法律構造（略）別，削弱了其刑事當罰性。
（三）堅守刑法謙抑性原則，防止刑民界限的模糊化
黃某正案的判決，是對刑法謙抑性原則的一次生動詮釋。本案的情形，同樣是適用該原則的典型場景。市場經濟鼓勵創新、容忍試錯，也必然伴隨著各種商業風險和道德風險。對于本案中這種在真實交易基礎上“動手腳”、謀取不當利益的行為，民法體系已經提供了充分的救濟途徑。被害人完全可以依據《民法典》提起民事訴訟，主張：
1.欺詐導致合同部分條款（價格條款）無效，要求返還不當得利（即運費差價）；
2.對方構成違約，要求承擔違約責任，賠償其因此造成的損失；
3.構成侵權，要求賠償損失。
這些民事救濟途徑足以填補被害人的損失，并對欺詐方起到懲戒作用。如果輕易動用刑罰，將一個本可通過民事途徑解決的“價格欺詐”問題上升為剝奪人身自由的重罪，不僅會造成“民事責任刑事化”的錯位，還會對物流行業中普遍存在的、因信息不對稱而產生的價格爭議產生寒蟬效應，最終損害的是（略）場的活力和效率。
五、結論與辯護策略建議
（一）結論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嫌疑人在履行真實有效的貨運合同過程中，伙同收貨人，通過虛報高成本送貨地址：（略）
1.主觀上缺乏“非法占有目的”：嫌疑人履行了最核心的運輸義務，其行為目的是賺取超額利潤而非侵吞全部財產，（略）正常經營。
2.客觀上欺詐行為不具“根本性影響”：欺詐僅針對運費計算，未動搖合同的履行根基，被害人的核心合同目的已經實現，屬于典型的“部分欺詐”。
3.行為性質屬于民事欺詐范疇：結合合同條款的模糊性、被害人方的審核環節以及民事救濟途徑的充分性，此案應被定性為經濟糾紛。
4.符合刑法謙抑性原則的要求：對此類嵌入在真實交易中的不誠信行為動用刑罰，有違刑法的審慎和克制，不利于（略）場經濟的正常秩序。
（二）辯護策略建議
基于以上分析，建議辯護律師在庭審中采取以下策略：
1.基調定位：明確本案是“民事欺詐”而非“刑事詐騙”，將辯護的核心立足于厘清刑民界限。
2.證據組織：
（1）重點證明履約事實：收集并出示所有能夠證明嫌疑人方已實際、安全、完整地履行了每一次貨運任務的證據，如運單、簽收單、GPS軌跡、司機證言等。這是構建“非根本性影響”論斷的基礎。
（2）詳細梳理資金流向：（略）財務報表或審計報告，證明涉案的“運費差價”（略）對公賬戶后，被用于支付員工工資、購買燃油、償還經營性貸款等正常經營活動，以此反駁“非法占有目的”的指控。
（3）突出合同條款的模糊性與被害人方的“確認”行為：向法庭呈示原始貨運合同，強調其對送貨地址：（略）
3.論證邏輯：
（1）強力援引權威案例：將本案與最高法第1512號指導案例進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對比論證，向法庭反復強調兩者在“履行核心義務”、“部分欺詐”、“非根本性影響”等方面的內在邏輯一致性，主張法院應遵循指導案例的裁判精神。
（2）精細化分析構成要件：逐一剖析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重點圍繞“非法占有目的”這一主觀要素展開辯駁，結合資金流向證據，論證其不滿足主觀惡性的入罪標準。
（3）強調刑法謙抑性原則：從法理高度進行升華，論述將本案作無罪處理的社會價值，即（略）場主體的經營自由，避免刑法對經濟活動的過度干預，將有限的司法資源集中于打擊真正嚴重（略）場的犯罪行為。
（略）運用，有望說服司法機關，使之確信本案的實質是一場應由民法調整的經濟糾紛，從而為嫌疑人爭取到無罪判決的有利結果。
李靖宇，（略）京都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畢業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主攻刑事證據法學。目前，（略）絡游戲相關產業提供刑事辯護以及合規服務，例如跨境賭博犯罪、網絡數據安全犯罪等。另一方面主要從事“涉性犯罪”的辯護與研究，僅2023年上半年已經成功為5例涉嫌強奸罪案的蒙冤者爭取到了撤案或者不起訴的良好結果，近期也收獲了檢察院法定不起訴和法院判決無罪的理想裁判結果。值得一提的是，近幾年通過辦理大量虛擬幣（USDT/比特幣等）相關犯罪案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研究成果。
張凱，（略）京都律師事務律師，西北政法大學刑法學研究生，中國刑法學研究會會員。曾在中央企業工作，從事法務、風控等工作，具有豐富的企業法律事務處理與風險防控經驗。加入京都所后，主攻刑事案件，重點從事經濟犯罪、涉企犯罪、金融犯罪、職務犯罪等領域刑事案件辯護，辦理過經濟類、金融類、行受賄類、涉黑、毒品等多類型刑事案件且多為疑難復雜案件；代理案件涉及一審、二審、刑事財產執行異議、申訴、再審、最高院死刑復核等各刑事階段。
聲明
“（略）”微信：（略）